“法度者，正之至也”出自《黃帝四經·經法·君正》，原文為：“法度者，正之至也。而以法度治者，不可亂也。而生法度者，不可亂也。精公無私而賞罰信，所以治也。”意思是說：法令、制度，是至公至正的存在，以法度來治理國家，不能任意妄為；創(chuàng)立制度、頒布法律，不能隨意而作。秉公辦事，公正無私，賞罰分明才能取信于民，這是治理天下的大道所在。
古代中國很早就有了“法”的意識，認識到依法治國的必要性�！豆茏印氛f：“法者，天下之程式也，萬事之儀表也�！狈�，是所有社會行為的準則規(guī)范。商鞅認為，法度是維護公共利益的柱石，是治國的根本，“故明主慎法制，言不中法者不聽也，行不中法者不高也，事不中法者不為也�！彼仓鲝埞綀�(zhí)法，“任法去私，而國無‘隙’‘蠹’矣�！表n非子認為，以法治國治吏是最有效、最周全的治國之策，“家有常業(yè)，雖饑不餓；國有常法，雖危不亡�！币粋�家庭若有恒常的產業(yè)，即使遭遇饑荒也不會挨餓，一個國家若有恒定的法律，即使遇到危難也不致滅亡。
“法立，有犯而必施；令出，唯行而不返�！狈傻玫接行嵤┖蛨�(zhí)行，對于治國理政具有至關重要的意義。兩千多年前，商鞅推行一系列新法令，助力秦國富國強兵，“徙木立信”體現了法律的權威和制度的誠信。公元前206年，劉邦率領大軍攻入關中，占領秦都咸陽。他接受樊噲、張良的勸告，封閉宮室，還軍霸上。為了爭取民心，廢黜秦朝的嚴刑峻法，與關中父老“約法三章”——“殺人者死，傷人及盜抵罪”，達到了刑清政簡、應者云集的治理境界。韓信曾明確提出，漢軍與楚軍的明顯不同就是嚴守維護百姓利益的法度。
法不僅用來懲惡，更與德、善緊緊相連。儒家治國的出發(fā)點是“道之以德，齊之以禮”，但是德與禮往往需要通過法律制度來落實。因此，儒家講德治禮治，但同樣主張禮法合治、德主刑輔。從孔子提出“寬猛相濟”，到孟子提出“徒善不足以為政，徒法不能以自行”；從荀子提出“隆禮重法”，到漢代董仲舒強調治國“陽為德，陰為刑”“大德而小刑”；從《唐律疏議》明文規(guī)定“德禮為政教之本,刑罰為政教之用”，到宋元明清時期一直延續(xù)德法合治，都體現了德治與法治相結合的治國之道。通過這種治理方式讓法律與道德合而為一，以禮為法之基礎，通過賞善懲惡，促使每個人都走正道，達到德的境界。這樣，法便和禮、德一樣，具有了厚民俗、善民風的重要作用，同時也有了更加直抵人心的力量。
五千年中華文明，蘊含了構建在道德基礎上的法律價值系統(tǒng)，承載著豐富的國家與社會治理經驗。中國共產黨是中華優(yōu)秀傳統(tǒng)文化的忠實傳承者和弘揚者，自成立之日起就高度重視法治建設。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，我們黨制定了《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憲法大綱》和大量法律法令，創(chuàng)造了“馬錫五審判方式”；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時期，我們黨領導人民制定了憲法和國家機構組織法、選舉法、婚姻法等一系列重要法律法規(guī)，建立起社會主義法制框架體系，確立了社會主義司法制度；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時期，我們黨提出“有法可依、有法必依、執(zhí)法必嚴、違法必究”的方針，確立依法治國基本方略，把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確定為社會主義現代化的重要目標。
黨的十八大以來，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把全面依法治國納入“四個全面”戰(zhàn)略布局有力推進，作出一系列重大決策部署，基本形成全面依法治國總體格局。挖掘傳承中華優(yōu)秀傳統(tǒng)法律文化，弘揚出禮入刑、隆禮重法的治國策略，民惟邦本、本固邦寧的民本理念，天下無訟、以和為貴的價值追求，德主刑輔、明德慎罰的慎刑思想，中華法治文明在新時代煥發(fā)出新的生命力。在習近平法治思想科學指引下，全黨全國各族人民積極投身全面依法治國偉大實踐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體系不斷健全，法治中國建設邁出堅實步伐，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水平不斷提升。
法治興則國興，法治強則國強。在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新征程上，不斷弘揚法治精神，凝聚法治力量，發(fā)揮法治固根本、穩(wěn)預期、利長遠的重要作用，我們就能更好把社會主義法治優(yōu)勢轉化為國家治理效能，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提供有力法治保障，為人類政治文明作出新的更大貢獻。（田心）
來源：中央紀委國家監(jiān)委網站